女性劳动者应该平等受惠——从性别视角看疫情后的复工政策 | 疫情评论

新华社记者见到戴桂香时，她已经在站塘路上空守了半个月，和老伴带着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租住在棚户区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里，如今2000元的盘缠所剩无几，马上还要交三个月的房租。先紧着两个娃娃，“我早上买一碗稀饭，吃两个饼，尽量熬到下午3点以后再吃午饭，这样晚上那顿就能省下来。”戴桂香自顾自地说着话，脸上的一次性口罩因为长期重复使用，早已翻起毛边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全球大爆发带来史无前例的多方面危机，市场、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在努力应对。而其中默默付出、并遭受最大风险的，是戴桂香等社会资源最少的基层女性劳动者，以及她们的家人。自1月下旬以来，各级政府部门的防疫举措中，性别都是一个缺失的的议题，目前出台的众多鼓励和支持复工的政策，仍然性别盲视，并让已经在居家隔离、前线援助、后续复工期间有不可代替的巨大贡献的女性群体，继续承受更大的负面影响。

女性为主的行业在疫情中遭受重创

女性为主的产业也在此次疫情遭受重创。根据统计全中国女性原有近7成的就业率，主要集中在农业、住宿和餐饮以及批发和零售产业²。不幸的是，住宿和餐饮、农业和畜禽养殖，以及其他聚集了更多女性从业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出口家工和文化娱乐业），都收到疫情的较大打击³。这意味着，这些行业的女性劳动者已经遭遇到就业不足和失业，同时也因为复工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和消费力仍然不足，她们的复工速度和收入恢复速度都会不如人意。

妇联2013年一份报告指出，20岁~24岁城镇女性失业率最高，达9.1%，这多少折射出女大学毕业生难就业的问题⁴。本次疫情，很明显会带来新一波失业潮。在接下来的经济回复进程中，政府需要通过指导性政策，减少而不是放任根深蒂固的就业性别歧视对女性入行和复工的影响。同时，还要看到，因为既有的性别分工，女性为照顾家庭而更多实行灵活就业，而新冠疫情对于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的群体的影响尤其巨大，基本是手停口停，需要有对此类灵活就业人群的切实帮扶政策，缓解女性占据大多数的灵活就业群体的困境。

现有复工扶持政策未顾及女性集中产业

根据3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一份复工指导文件⁵，着重指出要加快制造业、建筑业、物流业、公共服务业和农业生产行业的复工复产。而这五类行业基本都是男性占大多数的行业。以物流业为例，根据2019年运输行业从业调查报告，男性占比达95.08%⁶。而在住宿、教育等集中了许多女性劳动力的行业，为预防新冠病毒再一次席卷，还未收到全面复工的政策指示，仍在等待来自中央的决策。

国家政策的确关注到没有固定场所的经营者和中小微企业，有一系列方便中小微企业贷款、减缓税费缴纳的措施。但目前还没有见到具体的实施办法，需要预防口惠而食不至的情况，更需要有针对性地保障女性经营者获得平等机会。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虽然新注册的企业中女性老板的身影正在增加，但相比起男性，女性企业家向银行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或储蓄开办时，仍然更难被通过。没有性别视角的贷款、减税政策，可能使女企业家们面临“有路没法走”、“有钱没法领”的窘境^{7 8}。

鉴往知今，应预防未来收入水平的性别差距的扩大

疫情造成的社交距离增加了人们的居家时间，传统的性别分工使女性在家务、照料老小和情感劳动方面大量付出。如果复工政策缺乏有利于女性劳动者重返职业的刺激措施，将进一步扩大我国9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的就业率和收入两方面的性别差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Belinda Archibong在针对过往国际疫情的研究中发现，疫情之后男女性之间的工资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Sevin Yeltekin教授亦认为许多女性的收入甚至可能在其后一生都无法回归到疫情之前的水平⁹。

疫情当下，政策若未对女性劳动者的平等就业给予特别的措施，不仅不利于女性得到社会和家庭的公平对待，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可持续发展。

在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已经25年后的今天，在从联合国到各国都开始重视疫情对性别平等影响的当下，我们需要对政策的性别影响提出追问：类纾困措施考虑到女性劳动者的需求吗？如何落实纾困措施，让有利于底层的劳动者撑过这艰难的时光？如何在政策出台前、实施中，听取疫情期间工作受影响、被迫承担更多照顾性工作的女性劳动者的声音？经济的复苏，实则与男女性劳动者的收入和购买力息息相关。因此，政府的各项经济扶持政策，一定要看见千千万万的劳动者、看到劳动者中各位需要保障权益的女性，尤其是最弱势的女性基层劳动者。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