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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徐诗琪
年后到深圳打工的小李，没想过自己会见证深圳制造业从巅峰向下俯冲的全过程。
2月底，工厂到处抢人，那时他不断观望新机会，换了好几次工作。仅一个月过去，疫情冲击全球，大量订单被割，许多工厂只能被迫放假甚至宣布倒闭，留给他的选择所剩无几。
一直以来，厂弟厂妹们为珠三角构建了坚实的劳动力基础。根据广东统计信息网2019年第三季度的统计，在2236万“四上”企业从业人员中，有1252万人在广东从事制造业工作，超过总人数的一半。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从事文体娱行业的人数不到10万。（“四上”企业是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及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部分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根据一位招工中介的说法，影响珠三角招工市场的有三大因素：一是富士康，只要富士康涨工价，其他工厂便跟着涨；二是看位于东莞的华为南方基地，这里开始招人，其他厂就放宽招工人数；第三则是苹果发布会，苹果新品若抢手，产业链上下游都兴旺。
但谁都没有想到，疫情阻断了一大批工人的生路：工资大幅降低，很多人被清退出厂，就连被视作风向标的富士康也在疫情中停止了招工。没了工作的他们只能卷铺盖回老家。 身处最底层也是最广泛的普工群体，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
人多工少
疫情肆虐的2月，富士康一则高薪招人的消息吸引了不少务工人员的注意：富士康iDPBG（数位产品事业群）针对内部推荐的新员工和离职返聘员工每人奖励6750元，加上360元的新人入职奖，最高可以拿7710元奖励。
但现在，当界面新闻记者以务工人员身份向一位劳务中介提及此事，对方不客气的回道，“你还没睡醒吧？也不看看什么时候了。”
工人们的好日子不再，短短一个月，招工市场就已大变样。
富士康招募中心的李城洁向界面新闻记者确认，现在富士康各个事业群都不招人了。3月14日，最抢手的制造iPhone的iDPBG（深圳）宣布停招；4月17日，iLVBG（深圳）也暂停了招募。一时间，这个能吸纳18万人的“血汗工厂”停止了“流动”。
短期临时工是工厂在订单爆满时的援兵，他们与劳务中介签订的合同往往只有1-3个月，很多人甚至做不到期满就“提桶跑路”。但工厂也不在意这些劳动力的流失。以往，很多大厂全年无休地招揽着临时工，人员一波接一波替换，工厂只需保证流水线不停运转。
复工前期最缺人的时候，富士康的临时工价曾从每小时22元一路飙升至30元，市场均价也达到了23元、24元。现在，临时工价都在20元以下，高工价难寻。有中介透露：“想要20元以上的只能去武汉富士康。”
“人多工少”，新路程人力的负责人胡先生这样形容眼下的情况。
工厂的需求锐减，基本不要临时工，长期的正式工也招得少。胡先生表示，2月时敞开了1000人岗位的大厂比亚迪也不要人了。剩余还在招工的则提高了门槛：“有的厂就只要女生，因为心思更细腻，做出来的产品质量好。”除此以外，有的工厂调低年龄上限，只招40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举例，4月初还有个电子厂向他要100名普工，10天以后，要求突然变了，“说只要15个女生，男的全都不要了。”
工资也伴随着订单一起下跌。普工的工资构成是底薪+加班补贴，而后者才是收入大头。工厂的普遍制度是做六休一、一天10小时（有的甚至是做十三休一，每天12小时），只要够努力，一个月的综合收入就能达到四至六千元。加上包吃包住的待遇，他们能够在一线城市过活的同时，还有余力抚养老家的亲人。
但现在，工厂都不再安排加班了，遵循法定的一周五天，每天8小时要求。这意味着，工人们只能拿2300元左右的底薪，工人圈子里称这一做法是“变相裁人”。
“但至少保住了岗位，对于工厂来说也是留住了人才。”胡先生说。
工厂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根据广东统计信息网的数据，2020年2月，广东一个省就包揽了全国近三成的出口贸易额。然而当月的出口总额却同比下降了17.5%，这一数字背后，是超过千亿规模的订单流失。
此前界面新闻曾报道，东莞泛达玩具厂倒闭、佳禾智能清退千名临时工。在外贸依存度超过100%的东莞和深圳，疫情中轰然倒下的工厂不在少数。
焦虑的工人
29岁的小李干的也是临时工，因为背了8000块的“高炮”（高利贷），不得不从江西老家出来打工。
小李高中没毕业就进厂了，在东莞、广州、深圳的工厂都待过。这次来深圳本只打算工作一个月，还完债就回家，没想到换了5份工作，挣的钱还是不多。最不济的时候，他去龙华三和做过日结，还有一些厂只干了几天就走人了，打劳动局的电话维权才拿到几百元工钱。
他“提桶跑路”的原因很多：中介太黑、管理太严，或是简单的不想做了。
但他最近在深圳郊区一家口罩厂找到了一份工价18元/小时的工作，主要做的是包装口罩，每天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八点。他已经干了近一个月，算是他近来最稳定的一份工作。尽管每天早起晚归的生活很累，但至少工资是实打实的。
对几乎只在工厂工作过的小李来说，他也不在乎工作地点，反正都是流水线，工厂都在偏僻的工业园里，四周是差不多的城中村。“我的要求也不多，有衣服，有生活用品，有几百生活费就可以进厂了。”
但不是所有的务工人员都像小李这么幸运。按照中介胡先生的观察，很多原先随着高工价流动，或是观望更好机会的工人，最近明显焦虑了许多。不少人找工作碰壁，手头也紧张起来。
疫情迫使工人们必须寻找新机会。董先生在佛山一家电子厂打工，他的境遇比小李还差一些。厂里取消加班后，他一个月只能拿3000块。听说深圳的工厂价钱高，他打算过几天就辞职来深圳看看。否则，微薄的工资很难养活老家刚过百天的儿子。
打了十多年的工，35岁的他现在还想试试送外卖，“搞点钱买电动车跑外卖，自由些，进厂压抑”。
接纳低学历、低技能的工人的工作不多，除了普工，他们还能选择的不过是保安、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这些工作的相似之处是，都难以获得晋升空间。
还有许多年轻人和小李、董先生一样，在不同的工厂、不同的流水线上转来转去，他们从外地到珠三角打工，哪里工资高就去哪里，做得不顺心了再提桶出厂，寻找下一个去处。他们坐在去往工厂的包车上看遍了整座城市，但可能还叫不出地标的名字。
看不清的未来
很难说清广东1252万制造业工人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一篇名为《中国流动工人的未来》（Delivering on Migrant Futures in China）的社会学文章指出，中国新生代农民呈现出明显的短期就业趋势。一方面，他们的工作非常不稳定，每份工作平均只能做两年。另一方面，他们主要从事低技能工作，工资增长有限，技能水平几乎没有提高，这使他们难以在劳动力市场提升竞争力。
而且，部分制造业工厂正在外迁，东南亚、南亚低廉的人力物力成本让工厂拥有更多利润空间。此外，中低端制造业正在向智能化发展，“无人工厂”、自动化生产线等概念被频频提出，可能被机器替代的忧虑在工人中传播开来。
工业企业的用工人数正在逐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末，我国工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11521.5万人，比2013年末减少2504.3万人，下降17.9%，年均下降3.9%。一份统计也显示，就业较灵活的农民工是在疫情中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摆在他们面前的不仅有现实的难题，更有看不清的未来。
在富士康做了3个月寒假工的大专学生张璨对界面新闻说，他并不喜欢工厂的环境，只想来挣些生活费，这里“折磨人的精神和斗志。”
进厂至今，他在富士康园区里度过了春节、清明，并且即将在加班中度过五一假期。
如果说大部分囿于工厂的工人是迫于无奈选择这份工作，那么张璨或许是希望实现突破的一个代表。20岁的他每晚睡前会花一小时看书，虽然还没想好毕业后要做什么，但他不想再进工厂。
“我想看太阳。”张璨说，这是他不想进工厂的一大原因。由于长期在车间里工作，他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有太阳的时光。
他今年将从工商管理专业毕业，但还没有计划过未来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还是想来深圳，这个地方太好了。”张璨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