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倒闭、只拿底薪,珠三角普工在焦虑中寻找生路 | 疫情新闻


来源:界面新闻 | 摆在他们面前的不仅有现实的难题,更有看不清的未来。


图片来源:图虫

记者:徐诗琪

年后到深圳打工的小李,没想过自己会见证深圳制造业从巅峰向下俯冲的全过程。

2月底,工厂到处抢人,那时他不断观望新机会,换了好几次工作。仅一个月过去,疫情冲击全球,大量订单被割,许多工厂只能被迫放假甚至宣布倒闭,留给他的选择所剩无几。

一直以来,厂弟厂妹们为珠三角构建了坚实的劳动力基础。根据广东统计信息网2019年第三季度的统计,在2236万“四上”企业从业人员中,有1252万人在广东从事制造业工作,超过总人数的一半。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从事文体娱行业的人数不到10万。(“四上”企业是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及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部分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根据一位招工中介的说法,影响珠三角招工市场的有三大因素:一是富士康,只要富士康涨工价,其他工厂便跟着涨;二是看位于东莞的华为南方基地,这里开始招人,其他厂就放宽招工人数;第三则是苹果发布会,苹果新品若抢手,产业链上下游都兴旺。

但谁都没有想到,疫情阻断了一大批工人的生路:工资大幅降低,很多人被清退出厂,就连被视作风向标的富士康也在疫情中停止了招工。没了工作的他们只能卷铺盖回老家。 身处最底层也是最广泛的普工群体,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

人多工少

疫情肆虐的2月,富士康一则高薪招人的消息吸引了不少务工人员的注意:富士康iDPBG(数位产品事业群)针对内部推荐的新员工和离职返聘员工每人奖励6750元,加上360元的新人入职奖,最高可以拿7710元奖励。

但现在,当界面新闻记者以务工人员身份向一位劳务中介提及此事,对方不客气的回道,“你还没睡醒吧?也不看看什么时候了。”

工人们的好日子不再,短短一个月,招工市场就已大变样。

富士康招募中心的李城洁向界面新闻记者确认,现在富士康各个事业群都不招人了。3月14日,最抢手的制造iPhone的iDPBG(深圳)宣布停招;4月17日,iLVBG(深圳)也暂停了招募。一时间,这个能吸纳18万人的“血汗工厂”停止了“流动”。

短期临时工是工厂在订单爆满时的援兵,他们与劳务中介签订的合同往往只有1-3个月,很多人甚至做不到期满就“提桶跑路”。但工厂也不在意这些劳动力的流失。以往,很多大厂全年无休地招揽着临时工,人员一波接一波替换,工厂只需保证流水线不停运转。

复工前期最缺人的时候,富士康的临时工价曾从每小时22元一路飙升至30元,市场均价也达到了23元、24元。现在,临时工价都在20元以下,高工价难寻。有中介透露:“想要20元以上的只能去武汉富士康。”

“人多工少”,新路程人力的负责人胡先生这样形容眼下的情况。

工厂的需求锐减,基本不要临时工,长期的正式工也招得少。胡先生表示,2月时敞开了1000人岗位的大厂比亚迪也不要人了。剩余还在招工的则提高了门槛:“有的厂就只要女生,因为心思更细腻,做出来的产品质量好。”除此以外,有的工厂调低年龄上限,只招40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举例,4月初还有个电子厂向他要100名普工,10天以后,要求突然变了,“说只要15个女生,男的全都不要了。”

工资也伴随着订单一起下跌。普工的工资构成是底薪+加班补贴,而后者才是收入大头。工厂的普遍制度是做六休一、一天10小时(有的甚至是做十三休一,每天12小时),只要够努力,一个月的综合收入就能达到四至六千元。加上包吃包住的待遇,他们能够在一线城市过活的同时,还有余力抚养老家的亲人。

但现在,工厂都不再安排加班了,遵循法定的一周五天,每天8小时要求。这意味着,工人们只能拿2300元左右的底薪,工人圈子里称这一做法是“变相裁人”。

“但至少保住了岗位,对于工厂来说也是留住了人才。”胡先生说。

工厂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根据广东统计信息网的数据,2020年2月,广东一个省就包揽了全国近三成的出口贸易额。然而当月的出口总额却同比下降了17.5%,这一数字背后,是超过千亿规模的订单流失。

此前界面新闻曾报道,东莞泛达玩具厂倒闭、佳禾智能清退千名临时工。在外贸依存度超过100%的东莞和深圳,疫情中轰然倒下的工厂不在少数。

焦虑的工人

29岁的小李干的也是临时工,因为背了8000块的“高炮”(高利贷),不得不从江西老家出来打工。

小李高中没毕业就进厂了,在东莞、广州、深圳的工厂都待过。这次来深圳本只打算工作一个月,还完债就回家,没想到换了5份工作,挣的钱还是不多。最不济的时候,他去龙华三和做过日结,还有一些厂只干了几天就走人了,打劳动局的电话维权才拿到几百元工钱。

他“提桶跑路”的原因很多:中介太黑、管理太严,或是简单的不想做了。

但他最近在深圳郊区一家口罩厂找到了一份工价18元/小时的工作,主要做的是包装口罩,每天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八点。他已经干了近一个月,算是他近来最稳定的一份工作。尽管每天早起晚归的生活很累,但至少工资是实打实的。

对几乎只在工厂工作过的小李来说,他也不在乎工作地点,反正都是流水线,工厂都在偏僻的工业园里,四周是差不多的城中村。“我的要求也不多,有衣服,有生活用品,有几百生活费就可以进厂了。”

但不是所有的务工人员都像小李这么幸运。按照中介胡先生的观察,很多原先随着高工价流动,或是观望更好机会的工人,最近明显焦虑了许多。不少人找工作碰壁,手头也紧张起来。

疫情迫使工人们必须寻找新机会。董先生在佛山一家电子厂打工,他的境遇比小李还差一些。厂里取消加班后,他一个月只能拿3000块。听说深圳的工厂价钱高,他打算过几天就辞职来深圳看看。否则,微薄的工资很难养活老家刚过百天的儿子。

打了十多年的工,35岁的他现在还想试试送外卖,“搞点钱买电动车跑外卖,自由些,进厂压抑”。

接纳低学历、低技能的工人的工作不多,除了普工,他们还能选择的不过是保安、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这些工作的相似之处是,都难以获得晋升空间。

还有许多年轻人和小李、董先生一样,在不同的工厂、不同的流水线上转来转去,他们从外地到珠三角打工,哪里工资高就去哪里,做得不顺心了再提桶出厂,寻找下一个去处。他们坐在去往工厂的包车上看遍了整座城市,但可能还叫不出地标的名字。

看不清的未来

很难说清广东1252万制造业工人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一篇名为《中国流动工人的未来》(Delivering on Migrant Futures in China)的社会学文章指出,中国新生代农民呈现出明显的短期就业趋势。一方面,他们的工作非常不稳定,每份工作平均只能做两年。另一方面,他们主要从事低技能工作,工资增长有限,技能水平几乎没有提高,这使他们难以在劳动力市场提升竞争力。

而且,部分制造业工厂正在外迁,东南亚、南亚低廉的人力物力成本让工厂拥有更多利润空间。此外,中低端制造业正在向智能化发展,“无人工厂”、自动化生产线等概念被频频提出,可能被机器替代的忧虑在工人中传播开来。

工业企业的用工人数正在逐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末,我国工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11521.5万人,比2013年末减少2504.3万人,下降17.9%,年均下降3.9%。一份统计也显示,就业较灵活的农民工是在疫情中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摆在他们面前的不仅有现实的难题,更有看不清的未来。

在富士康做了3个月寒假工的大专学生张璨对界面新闻说,他并不喜欢工厂的环境,只想来挣些生活费,这里“折磨人的精神和斗志。”

进厂至今,他在富士康园区里度过了春节、清明,并且即将在加班中度过五一假期。

如果说大部分囿于工厂的工人是迫于无奈选择这份工作,那么张璨或许是希望实现突破的一个代表。20岁的他每晚睡前会花一小时看书,虽然还没想好毕业后要做什么,但他不想再进工厂。

“我想看太阳。”张璨说,这是他不想进工厂的一大原因。由于长期在车间里工作,他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有太阳的时光。

他今年将从工商管理专业毕业,但还没有计划过未来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还是想来深圳,这个地方太好了。”张璨说道。

原文链接


Hits

更新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