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空服工人如何在疫情期间捍卫自身权益，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在台湾和美国，我们看到那些已经成立工会的工人，勇敢地拿起团结的武器，通过工会发起组织行动，在疫情期间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
作者：吉汉
台湾空服员工会：争取防疫安全
台湾的空服员行业有着坚挺的劳工组织传统。2016年，中华航空的空服员们在桃园市空服员工会的组织下发起罢工，争取津贴、休假等权益，成为1988年以来台湾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这一罢工带动其他航空公司的空服员积极加入工会。2019年，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在加入工会后也发起罢工，在岛内造成轰动性关注。这两次罢工不仅大幅提高了空服员的劳动待遇，而且使空服员群体成为了台湾劳工运动的强大中坚力量。
面对疫情，桃园市空服员工会反应极为迅速，并把行动的关注点放在空服员执勤过程中的防疫安全。早在1月6日，在疫情还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工会就已经未雨绸缪地行动起来，向台湾四大航空公司发函，要求公司允许亚洲航线的空服员在执勤时自主佩戴口罩、手套。然而，就这一项看似简单、微小的诉求，也没有得到航空公司的积极反馈。公司给工会的官方回复十分模糊，而不少空服员反映，在实际执勤过程中，主管领导因为“影响美观”、“给乘客造成距离感”等原因，明令禁止空服员戴口罩、手套。
换句话说，连戴口罩、戴手套的基本权利，也需要工人们奋力争取。工会通过三种维权策略，以三管齐下的方式向航空公司施压：1）组织空服员工在社交媒体上集体发文，鼓励员工发声，揭露航空公司置工人安危于不顾的局面，引起舆论关注；2）通过劳资集体协商框架下的法定途径，与公司召开劳资会议；3）向政府部门、尤其是疾管署反映情况，促请政府对企业进行监督。三管齐下的维权方式，需要各个航空公司的工人之前、工会领导与基层会员之间紧密配合，而这种配合恰恰得益于台湾空服员多年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团结意识。
到了二月上旬，工会的维权行动已经取得成效，各大航空公司开始做出让步，允许空服员自主佩戴口罩、手套、眼镜。而在资方做出让步之后，工会也没有松懈，而是鼓励工人们积极监督公司是否把口头承诺的防疫措施落到实处，并通过社交媒体曝光等方式，敦促资方的承诺落地。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有利于工会的因素是，各大航空公司的空服员都隶属于同一工会，便于工人们互相分享信息、协同行动。因此，工人们可以团结起来，对各个航空公司分别击破，比如现在A公司争取到权益，再用A公司的例子向B公司施压，在公司之间造成竞争关系，迫使各个公司不断提高防疫安全待遇。
美国空服员工会：争取纾困措施
当新冠肺炎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候，疫情已经大范围蔓延开来，给社会造成巨大影响，航空旅行的需求也迅速下滑，迫使各大航空公司大量停飞航班。因此，与台湾空服员不同，美国空服员工会（Association of Flight Attendants-CWA）的维权焦点不是劳动期间的防疫安全，而是停飞期间对空服员工的经济纾困措施。
三月下旬，美国国会开始起草一项法案，为各大行业、企业提供巨额的经济刺激和临时救助，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资金将划拨给各家航空公司。空服员工会敏锐地意识到，之前政府给航空公司的类似纾困措施——比如911事件后对航空公司的资金支持——都没有惠及航空业的一线工人，因此决定向国会施压，迫使国会在纾困法案中规定，航空公司必须将收到的一部分补助用于补贴工人、并且在疫情期间不得解雇工人。
为此，美国空服员工会一方面积极发起游说活动、联络议员，另一方面鼓励工会会员在社交媒体上大规模发声。工会的行动也确实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影响、并对资方形成舆论压力，甚至使得一些航空公司在向国会争取纾困补助的时候，也不得不以“我们需要为工人负责”作为主要理由。最终，工会成功推动国会，将航空公司对工人应尽的义务写进了纾困法案。同时，空服员工会还和其他工会联合，为机场的地勤工人（很多都是层层转包制下的合同工）也争取到了纾困条款。
美国空服员工会的维权行动，看起来并不激进，但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是因为在过去几年里，空服员工会已经积累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口碑，被认为是美国劳工运动中组织得最好、最敢于发起直接行动的工会之一。其中，在2019年初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将近一个月、政治僵局迟迟不能打破的时候，空服员工会的主席Sara Nelson就曾经号召各行各业的工人以“总罢工”的方式迫使政府赶紧结束停摆，并宣布空服员们对于罢工“已经准备好了”。正是因为这样的斗争传统，才使得在疫情来临时，工会的行动即使并不“激进”，也能形成足够的压力。
对比台湾和美国两地的空服维权行动，我们看到，两地工人面对的具体环境并不相同，提出的具体诉求不同，采取的相应维权策略也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两地的空服工人并不是在疫情中才组织起来，而是在疫情之前就依托工会，积累了大量的组织和斗争经验，所以才能在疫情到来时快速反应、团结行动。平日的组织工作越扎实，在危机关头的应对措施就越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