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那些 “坠落云端” 的年轻人
文： 蔡家欣
编辑： 龚龙飞
趁年轻，去世界上更多的地方走走。5 年前，日语专业毕业的余玲选择去当一名空乘。第一趟国际飞行任务目的地是多伦多，在 5 月初的北美大地，她站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面前，第一次实现了看世界的梦想。如今 26 岁的她已经走过 40 多个国家，足迹遍布六大洲。
刘亮抛弃了国企里的铁饭碗，在 24 岁的时候，转身进入航校。他是一名飞行学员，在他看来，这将是一份具有英雄主义的工作。两年来，他努力学习飞行本领，对他而言，丰厚的薪酬，笔挺的飞行服，载着 200 名乘客穿梭云端的使命感，“感觉特别光彩、特别酷”。
坐在机场的监控室，航务员林琳依据天气状况、跑道容量等因素来判断一架飞机是否能飞、什么时候飞，这容不得半点闪失，尽管她只有 23 岁。她迷恋这份工作的挑战性和责任感。
据相关报告（《2019 年中国民航乘务员发展统计报告》）显示，中国逾 10 万名空中乘务员，从业年龄高峰在 24 至 25 岁之间，国内运输航空公司可用机长接近两万名，平均年龄不到 40 岁，副驾驶人数更多，且更年轻。
纵横四海，收入丰腴，这是一个令年轻人神往的高端行业。
2020 年的春天，新冠病毒跨海越洋，各国旋即 “闭关”，人员流动逐步停滞，航司停飞，国际航线关闭的消息不断传出，减薪、停薪、裁员、破产在全球航空业弥漫。疫情将穿梭云端的年轻人拽回地面。
下坠可谓极速。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估计，2020 年全球客运航公司损失可能高达 113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7930 亿元）。《华尔街日报》称，这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航空业所面临的首次萎缩，这次疫情带来的影响已超过 9.11 事件。
空乘、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不及以往的 1/3，多数人停薪留职。云上的日子停住了，这些年轻人开始为地上的生活焦虑。航空公司的业务渐渐局限于指派包机、承运救援物资与反向撤侨。赋闲了两个月，余玲才迎来了第一趟复飞——运送医疗队和物资到委内瑞拉。
特殊航班
这是一趟特殊的行程。载客量为 289 人的客舱里，只有 8 名乘客，2 名空乘。一箱箱货物填满客舱内剩余的空间——纸箱里装着酒精、口罩、药品等医疗物资。
这架飞机从比利时布鲁塞尔起飞，在未来的 10 个小时，它将掠过欧洲大陆上空，横跨大西洋，抵达南半球的委内瑞拉。封闭的机舱内只有发动机轰鸣的声音，8 名乘客戴着口罩靠在椅背上闭目休息。他们穿着整齐划一的白色队服，这是一支前往委内瑞拉实行医疗援助的华人医疗队。
在 1 万米的高空上，余玲艰难地在机舱内挪动，发放瓶装水。这是她第一次穿防护服，唯一的感觉是 “生理状态特别不舒服”——雾气打湿护目镜和面罩，视力范围受阻，沟通费力，音量要比平时提高 1 倍，整个身体又像被蒸笼裹住，透不过气。
尽管垫着尿不湿，但整整 10 个小时，余玲不敢喝一口水，因为要考虑穿防护服上厕所的问题，“在飞机上我真的觉得自己快要脱水了”。
这是余玲赋闲 76 天后的第一趟飞行任务。2 月 3 号，余玲所在的航司通知所有机组人员进入轮岗轮休状态。4 月 18 号，她接到紧急通知，1 天后将从北京坐 5 个小时飞机，前往布鲁塞尔执行包机任务，运送医疗队和医疗物资到南美洲。“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航线，也危险，很多有家室的人都拒绝了。”
没有犹豫，余玲接了这趟活，“我单身，没有牵挂。” 她独自在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的出租屋蜗居了 76 天。受疫情影响，她在 2 月份和 3 月份的飞行时间几乎为零，只拿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2000 元，相比之前，收入缩水近 10 倍。
这是疫情期间民航从业人员的普遍遭遇。据民航局公开数据，一季度旅客运输量同比下降 5 成，超过 7 成航班被取消，2 月份日均取消上万架次。被搁置的飞机成为地面上的模型，行业里流传一句话：“飞机停在机坪上晒太阳，你能听到钱融化的声音”。
余玲在委内瑞拉短暂停留了 2 个小时，医疗物品卸载完后，她又立即搭乘空机返回布鲁塞尔。3 个小时后，余玲从布鲁塞尔返回北京，在那架上座率接近 75%、遍及华人面孔的客机上，她坐在靠窗的位置养神，一路只喝水不吃东西，作为乘客，她还是放松了一些。
时隔 76 天后，她的首度飞行时间长达 30 多个小时，回到北京，她又被隔离了 14 天。隔离期间，作为特殊航班的机组成员，余玲每天有 3 个小时补助费，集团内部还给她个人进行表彰。
更多的飞行员、空乘、机修师处在轮休或者待业状态。
已在青岛购房的年轻飞行员，存款只够支撑 2 个月房贷；海口美兰机场一位机修师的工作量比以前减少了 2/3，收入由原来的 9000 元下降到 4000 元，这个数额只够他支付每个月的信用卡账单，吃住成为问题。
截至 3 月底，民航航班仅恢复到疫情前 4 成多，尽管余玲所在的航司要求国内航线当天往返不再需要隔离，但上岗机会却少了许多。
行业滑坡
疫情初起就对国内航空业产生了强烈震荡，余玲深有感触。
1 月 23 号，她执行北京飞上海的任务。余玲站在舱门前，双手交叉叠在身前，向每一位乘客鞠躬问好。一个个乘客从她眼前一扫而过，口罩遮脸，眼神疏离。起飞前，执飞机长嘱咐余玲：食品不要拆包装直接递进驾驶舱，空乘尽量不要进入驾驶舱。舱内高达 95% 的客座率，却安静异常，除了零星几个乘客在看娱乐节目，平日里聊天的声音都没了——人人唯恐被扰。
这段行程让余玲很不舒服，“感觉我们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孤立了”。
那是武汉封城的第一天。当天上午 10 点，离汉通道陆续被关闭，各大航司减调涉汉航班。民航局当日的数据显示，武汉天河机场本计划当天进出港航班 566 班，1 个半小时后，288 班航班被取消。
隔天上海飞回北京，余玲见证了直线下降的客流量。临近起飞时间，余玲从手机内部系统上看到乘客人数 “疯狂减少”——最终从 150 多人下降到 70 多人。几乎余玲的工作时间也直线下降。从 1 月 23 号到 2 月 3 号，余玲一共飞行 11 个小时，仅占她同期工作时长的三分之一。
国内民航业的客流量进入滑坡轨道。根据民航局公开信息，从 1 月 25 日至 2 月 14 日，民航日均运输旅客 47 万人次，仅为去年同期的 1/4。截至 2 月 15 日，全国民航免费退票超过 2000 万张，票面金额超过 200 亿。
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国际航线同样风雨飘摇。
3 月 12 日，民航局发布新规定，国内航司经营至任何一个国家航线只能保留 1 条，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 1 班；国外航司经营至中国航线也只能保留 1 条；同时，抵离中国航班客座率不得超过 75%。
余玲本来计划休息 20 天。2 月底，她主动向领导请缨 “如果缺人，我可以执行航班”。随着国际形势变严，直到 3 月结束，余玲也没能再执行航班任务，她感到焦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减薪、裁员、破产的风潮席卷全球。3 月 5 号，拥有 40 年历史、占英国国内 1/3 运力的航空公司 Flybe 宣布进入破产接管程序；加拿大最大的航空公司裁掉了 60% 的员工；老牌的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正在启动 10% 的裁员计划，1 个月前，这家公司已经停止向华盛顿州 3 万名员工发放薪水……
“没想到自己会经历民航业的第六次危机”，林琳说。就在去年，她刚刚完成一篇全球民航业五次危机相关的论文。1 月初，林琳成功跳槽到东南亚一家航空公司，月薪翻了一倍。3 个月后，她接到解约电话：受疫情影响，航司取消所有的招聘计划，本是如意算盘的跳槽令林琳变成了失业人员。
陈亮则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前途一点点黯淡下来。按计划，陈亮将在 2020 年到航校实地培训。顺利的话，在未来的 5 到 7 年里，陈亮将从航校毕业，进入航司，他的飞行服肩章将沿着改装、观察员、副驾一路升格，直到成为年薪百万的机长，那是一个在全社会都享有美誉的身份，对改变农家子弟陈亮的命运来说，是最为体面的方式。
3 月 25 号，海南航空公司发来邮件， 航司决定取消陈亮这批飞行学员的公费送训计划，如果无法自行支付 60 万学费，陈亮的飞行员之路将可能就此中断。
期待转机
从布鲁塞尔到委内瑞拉，看着窗外的机翼掠过蓝天、穿过层云，余玲感觉 “航班好长，好难熬”——以前繁琐的服务流程冲淡了对时间的感知。
在这趟不需要提供太多服务的航班上，余玲正在思考疫情是否会成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2020 年开春停摆的民航业，让余玲感受到这个行业的脆弱性和危险性。“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危险，也很不稳定。”
她决定换工作——她前后投了 10 多份简历，方向主要是企业行政岗。
2015 年大学毕业后，就读日语专业的她凭借语言优势进入这个行业。借着这个工作平台，余玲实现看世界的梦想，她还记得在非洲，从机场到酒店，黄土铺成的路，两旁摊贩一拥而上，要东西的小孩追着车跑，“那个时候我觉得世界很广博，自己很渺小。”
2018 年，余玲从一个普通的乘务学员晋升为乘务长。如果没有疫情，2020 年她将升级为客舱经理。这 5 年，正是中国民航发展的黄金时段。
半只脚踏入民航业的陈亮，也享受过民航业扩张带来的红利。当时，各大航司大量招聘储备飞行员。2017 年，中国民用航空局放宽了飞行员的视力标准，陈亮才搭上了这趟列车。
2016 年从大连海事大学毕业后，陈亮进入合肥一家国企当设备维修工程师，那是一个足够令余生稳定的工作。2017 年两轮体检通过后，他决然地辞掉工作，花了 2 年时间，在山东滨州、海南海口的航校学习理论知识，通过相关机构规定的雅思、司商仪考试。
现在，对这个出身河南农村的年轻人来说，自行缴纳送训的 60 万元学费是一个天文数字。前途变得更加不确定，父母务农，他的家庭条件不允许他 “像个无业游民”。和海南航空的劳务合同尚未解除，他只能在郑州的一家餐馆当临时工。他那双本来要驾驶飞机的双手现在重复着端菜、收拾、洗碗的活，一天要忙碌十几个小时，月薪 4000 元。
陈亮决定在这个餐馆继续干 2 个月，看事情是否能出现转机——他对自己的飞行梦仍抱有期待。现实看起来不太乐观。各家航司一季度的财报显示，疫情带来的危机程度要远超 2008 年金融危机。有人预计，这场危机将持续至 2021 年。
每天，面对餐厅同事在寝室里抽烟、喝酒，甚至嘲笑他 “读大学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在打工”，陈亮就默念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5 月初，他得到消息，那些自行缴完 60 万学费的同学，将前往航司指定的学校培训。
（文中人物余玲、陈亮、林琳均为化名）
